1982年三月底，英国伦敦。

初春的夜晚冷得出奇，从泰晤士河上涌起的雾弥漫到城市的街道，裹挟其中的维多利亚火车站终于走出了今晚的最后一批乘客。

出差又碰上火车晚点，斯克内尔疲惫地看着地铁停运的提示牌，他真想立刻就躺在哪条长椅上睡一觉。

但明天是周一，他可不想让《时刻报》编辑部一上班，就发现他们的同事因为被冻僵而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在路边等了许久，终于，一辆黑色出租车慢悠悠在他的身前停下，他迫不及待拉开车门就要跳进去，但在看到前排时突然停下了动作。

并不是他带有偏见，虽然这个壮硕司机看起来实在不好惹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一种预感，要么上这辆车驶向某种未知，要么等下一辆吧。

“你到底上不上车？”

就像是上帝要让他做选择一样。

“抱歉，还是算了。”

“滚蛋吧。”

……

1995年，英国伦敦。

和十多年前斯克内尔预想的生活差不多，他现在是《时刻报》的高级编辑，负责过不少新闻，写过几本书，毫无波澜挺过了报业大裁员，很有可能在不久后接手副总编的职位。

遗憾的是，报社在1986年就离开了舰队街，搬到了沃平，斯克内尔阔别许久后又回到了港口区。

机器替代了人工，科技带来更多效率，连打字机都被淘汰了。现在去舰队街可找不到几家报刊机构，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末尾一离开，金融业就进驻了那里。

伦敦还是老样子，但是手持电话了，电脑了，千禧年……人们现在有那么多新鲜事可做，更多移民，更多酷儿，更激进也更包容。

去年年底，斯克内尔像往年一样，一个人度过了四十岁的最后一天，倒不是说他很孤单，就一个中年单身汉来说，他的生活还不值得让人怜悯，他有喜欢的工作，那么一点社会地位，许多朋友，关系还算过得去的家人。

但他的确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孤独，虽然他自己不太想把这缘由归结为——缺少爱情。

生活在伦敦这样现代的大都市里，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罢了。

五月，伦敦的天气开始变热，雨仍然下个不停。

“magical，life is a ball……vogue，vogue”

斯克内尔坐在吧台前，轻哼着音乐，身体小幅度顺着节奏摇摆。

有男人过来问他是否要喝上一杯，都被他礼貌拒绝了。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喝酒。”斯克内尔又一次举起手中的笔记本对来人示意。

“我也没想请你。”弗莱迪一下子把两杯酒都喝光，这让斯克内尔轻轻皱了下眉。

“我们上次说到哪里了。”来人撑着身子看着斯克内尔，他三十多岁，形容消瘦，脸上擦了些粉，一种虚假的好气色浮在的他脸上。

他的病比刚认识时严重多了，斯克内尔心里想。

“我不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开始。”

“哦，当然。”

“还是去老地方。”

“去我家吧，我得喝点醒酒药，不然谁知道你会写下什么胡言乱语来抹黑我们。”

“我猜你没忘了我也是同性恋的一员。”

弗莱迪哼了一声表示不认同，斯克内尔耸耸肩，他早就习惯了这人的态度，收拾了纸笔跟在男人的身后。

他和弗莱迪·沃尔什是在志愿者中心认识的，他在年初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便去了那里为患病的人做些能做的事，也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沃尔什，一位十多年前就开始发声的活动家。

在得知他的身份后，沃尔什找上门说他想做一本书，由他自己来讲述，关于过去十几年间发生过的事，而斯克内尔负责记录和书写。

斯克内尔一开始拒绝了他的提议，先不说他是否有那种影响力，他现在还是个半藏在柜子里的人，一旦写出这本书，他目前还算满意的生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沃尔什坚持有些事由斯克内尔这样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来记录最好不过了。

总之。斯克内尔最后还是答应了沃尔什。

弗莱迪家在老街附近，离斯克内尔很久之前住过的街区不远，但现在斯克内尔觉得自己和这里的年轻氛围有些格格不入。

“你要喝什么，”弗莱迪一进门就打开冰箱，“我的啤酒又被麦克扔了，只有饮料。”

“可乐就挺好。”斯克内尔当然没在期待一杯热茶。

他把扔过来的汽水炸弹放在一边，在弗莱迪去找醒酒药的时候打量这个屋子。

欣赏完那些裸体艺术拼贴后，他很快被一面挂满照片的墙壁吸引。

这面墙上的相片各异，上面是不同男人的单人照或合照，彩色或黑白，看起来年代跨度很大，没有规则地挂在墙上。

“我原先还想摆得艺术些，但人一多，后来的就只能挤在一起。”

弗莱迪来到他的身后，指着两个紧挨着的相片，“彼得和里昂，他们互相仇视，结果死在一块了，我不得不在一天内准备两场葬礼。”

斯克内尔看着相片里两个年轻的面庞，再转向临近的照片一一看过去，最后注意力被立在柜子上的相框吸引，弗莱迪单独在这幅相片旁放了一些摆件。

“利普玆，我的爱人。”